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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律师,黄长勇表示尽管二审仍有模糊之处,还不够令人信服,但改变结果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他表示,二审宣判后,只有明显的错案,才有可能申诉成功,这个几率非常小。就本案来说,假如在后期发现真的展品出现在别处,能够证明故宫展出的是假的,或许有可能改变结果。当天的宣判过后,作为本案被告的石柏魁状态如何受人关注。黄长勇表示,自己也想尽快会见他。此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和他有联系,也曾告诉他有改判和维持原判两种可能。石柏魁本人也有一定心理准备。他被关押这段时间,也接触了不少关于审判方面的知识,对法律有了一定理解。从当天的情况看,在宣判的时刻并没看出石柏魁的情绪有什么大的波动。外界高度关注故宫被盗案 律师称判定预谋还是临时起意仍有争议一件看起来并不复杂的盗窃案件,之所以引发法律界以及公众关注,与石柏魁行窃的地点故宫自然有很大关系。这一案件的焦点在何处?又会有怎样的影响?黄长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一审结束后,从法律界和社会各界的反应来看,对本方的辩护意见还是比较认同的。本案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故宫是不是具有特殊地位,东西在故宫被盗是否应加重刑罚:第二,盗窃艺术品、展品是否加重被告人量刑;第三,类似石柏魁这种虽有过盗窃故宫念头,但盗窃物品是第一次见到的,是属于临时起意还是有预谋。黄长勇表示,前两个问题在法律上都没有什么根据。之前曾经有司法解释说盗窃博物馆未遂,也可以定罪量刑。但这个解释在2010年时已经作废了。而且,也从来没听过盗窃艺术品要加重刑罚。刑法修正之前曾规定盗窃国家珍贵文物,可以判处死刑。但文物是经过文物部门鉴定的历史遗留下来的,艺术品或高档消费品不在此列。关于预谋或临时起意的问题,黄长勇表示,石柏魁笔录中交代曾有盗窃故宫的念头,但偷的东西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盗窃算不算预谋?他举例说,这种案例不少,比如想去偷人家一头牛,结果偷了一头羊回来。再比如进银行之后看一把椅子好看就偷出来,这种算不算盗窃金融机构。盗窃金融机构指的是盗窃其中的资金,盗窃一把椅子算不算?黄长勇表示,类似这种情况,现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规定,仍存在一定争议性。
以前,它属于国家秘密;现在,它还是敏感信息;它就在你身边,但你从来看不清楚——神秘的“超生罚款”《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冬琴|北京报道计划生育工作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伴随而来的“超生罚款”或许也是天下数一数二难算的账。近日,体育明星田亮在香港生二胎一事,引发舆论关注。同时有媒体爆出,全国每年“超生罚款”金额可能超200亿元,而且去向成谜。所谓“超生罚款”,是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人群征收的一笔款项。在1980年代初期叫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统一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社会抚养费”明确规定下来。国务院出台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计生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县级计生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多年来,全国每年处罚超生人数有多少?征收社会抚养费金额有多大?《中国经济周刊》就此咨询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称“国家计生委”),得到的答复是:“国家规定,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全部上缴国库,按照国务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24.06万元征收。之后,杨支柱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均维持海淀区计生委的决定。“今年2月,法院通过银行冻结了我的账户,4月24日把钱划走了。”杨支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法官告诉他,已经可以给小女儿上户口了,但他至今没有办理,“因为心里还是觉得不舒服。”作为一个对计划生育政策持批判态度的学者,杨支柱不仅觉得海淀区对他按“几乎顶格的9倍”来征收有失公平,而且认为征收社会抚养费本身就不合适。根据《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或者非婚生育子女的公民,按照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3至10倍征收。各区县对此又有征收细则。比如,记者查阅北京市有关区县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细则了解到,海淀区对此一般按照基数的7~9倍征收。按照3~4倍或5~6倍征收,必须符合无业、低保、严重残疾等相应条件。东城区一般按照基数的6至10倍来征收,按照3至5倍征收的,也必须符合低保、当事人一方死亡等条件,并且提供相应证明材料。事实上,这种“弹性”的征收制度并不只是北京在实行。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就给予了各地“自由裁量权”:“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全国各地区,生育政策本身就不一样,要统一很难,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平衡,而当时,立法比较急迫,综合多种因素考虑,国务院作出‘授权’的决定。”深入参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立法工作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公开信息中查找到的单笔社会抚养费最高金额为109.58 万元。目前全国在对超生一个子女者征收社会抚养费方面,大致可分为四类标准:一是在征收基数确定的情况下,按固定的倍数征收,如江西3.5倍,上海、河南、湖北均为3倍;二是设置一定的倍数区间,如北京3~10倍、新疆1~8倍;三是固定数额区间,如黑龙江城镇居民3~6 万、农村居民1~3 万;四是设置下限,只规定征收额的最低倍数或金额,如河北不低于2.5倍、山西不低于7000元等。“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财政监督要严格一些。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在征收时就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出现执法不规范和‘权力寻租’。”江苏徐州某区县计生局工作人员刘先生说,征收社会抚养费,有的是县级计生部门征收,有的是委托乡(镇)街道代征,不同的机关把握不统一,“弹性”较大,甚至随意增减征收数额,存在“关系案”、“人情案”。“生孩子前跟村里的计生干部搞好关系,等到孩子生了,再送点礼,罚款数额就‘好商量’。没有二胎指标的生二胎要交一万元,有熟人的或者钉子户只交7000。”河南省新乡市一位基层计生人员也告诉记者,“甚至,计生干部会盯着村里只有一个孩子或者没有男孩的家庭,适时提醒他,该生就生吧,趁我还在任上,到时候给你‘便宜’点。”越穷、越富,越难征收据统计,全国无户籍人员大约有1300万人,大部分是因超生未上户口的人员。有人据此推算,即使按保守水平人均1万元计算,应当依法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总数就高达1300亿元。但实际征收率恐怕要打个问号。全国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陈勋儒曾在云南做了一番调查,自2002年到2007年底,云南全省应征社会抚养费人数33.56万人,实际征收26.66万人,占79%;应征社会抚养费5.62亿元,实际征收仅1.68亿元,仅占30%。通过上述数据,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应当交高额社会抚养费的那部分人,没有交或者少交了。湖南省计生委的《湖南省生育多孩家庭调查报告》更能说明问题。调查对象中,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9人中,有55.56%的对象征收到位率为0;资产在1万元以下的287人中,有38.68%的对象征收到位率为0。越富的人和越穷的人,越难征收?甘肃省兰州市的小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去年春天自己老婆在医院生孩子时,同一个产房内还有一位在兰州做生意的温州商人的老婆。这名温州商人已经有了四个女儿,大女儿上小学一年级,老婆当时要生的是第五个孩子;让小王夫妇惊讶的是,这名温州商人的前四个女儿竟然全是黑户,“温州商人说,他就要生个男孩,一次罚款也是交,十次罚款也是交,就等生了男孩后一次性交清吧,省得麻烦。”小王说。2007年,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前副主委戴君惕在湖南省两会期间提交议案,建议修改《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就是针对富人、名人超生问题的。”戴君惕当时对媒体透露,“湖南每年超生5万多人,其中富人、名人、官员就占近2000例。”他还建议借鉴个人所得税法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实行超额累进制,资产越多,征收率越高。事实上,湖南省计生委另有一份调查显示,资产1000万元以上人群社会抚养费应征金额仅占其私有资产的0.63%,而资产1万元至10万元的,应征金额占其私有资产的51.35%。2007年,湖南省修改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将违法多生育一个子女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数额由原先“年实际收入的2倍”改为“上年度总收入的2倍至6倍”。此外,湖南还启动了一个包含工商、纳税、还贷等信息的社会信用系统,以加大对富人、名人等的监督。“这个事情,关键国家计生委要有个态度。我们也出台了文件,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们在基层,只能是尽量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湖南省计生委主任李万郴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北京市也较早提出加大对名人、富人超生的处罚力度。2008年北京市两会上,时任北京市计生委主任的邓行舟曾表示,将出台地方标准,准备对富人超生征收社会抚养费时与普通超生户有所区别。但据记者了解,在实践中,富人、名人高倍征收,一直没有执行,目前还是按上一年人均收入为基数来执行。因为,富人、名人的群体界定仍有困难,而计生部门并不是可以对收入、资产等进行排查的机关。父母、孩子、房东……谁也跑不了各地为了增强社会抚养费征收的执行力度,实践出了五花八门的做法。在被征收人员看来,这似乎像“一张大网”,不缴社会抚养费,会在其他很多方面遇到难题。以“超生教授”杨支柱为例,他再找工作时就遇到了障碍。“去当临时工肯定没问题,但要再去大学当老师,或者进国企、政府机关,是不可能了。这两年,我也屡屡遭到拒绝。”杨支柱说。据杨支柱介绍,2009年以来,不缴社会抚养费对大人的影响已经小很多了。之前,根据1999年颁布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有关部门审批成年流动人口的暂住证、营业执照、务工许可证等证件时,需要核查其婚育证明。在实践中,很多地方不缴社会抚养费,不仅不能办理上述办法中规定的三证,而且不能买房、租房,不给办理“低保”,不能办理驾驶执照,不能验车……“《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2009年被废除,改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以上限制现在好了很多。孩子上不了户口,是目前最大的影响,没有户口等于什么也干不了。”杨支柱说。但在有些地方,还是有“超生连坐”的现象。不缴社会抚养费就扣人、扣物、拆房子的报道时有见诸报端。4月25日,深圳提交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计生管理条例草案中还提出一条“租客超生,房东连坐”的办法:出租屋业主不得把房屋出租给拒不接受处理的超生人员,否则将由区人口计生行政部门处以2000元罚款。“这些都是‘不当关联’,即便是现在通行的‘不缴社会抚养费,不给孩子上户口’,也没有法律依据。”湛中乐说。为了躲避这张“大网”,一些人也想出了新的办法,比如去低收入地区生二胎、缴社会抚养费。温州市鹿城区居民黄某在广东省大埔县生了第二个孩子,向该县缴纳社会抚养费6.485万元。但随后,鹿城区计生部门要求大埔县计生部门撤销对黄某夫妇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并作出了自己的处罚决定86万元。在黄某起诉后,鹿城区计生部门又作出了征收109.58万元的新决定。2010 年温州年鉴显示,这笔109.58 万元的社会抚养费,为该年全市最高。但据《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当事人在现居地超生的,由现居地县级计生部门按照当地标准征收;如果超生时,现居地和户籍所在地计生部门均未发现,则此后谁先发现谁征收,“当事人在一地已经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被征收社会抚养费”。温州此举,明显与《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相悖。既然异地超生有被重复征收的风险,那么,赴境外生子呢?田亮夫妇在港生二胎,是否需缴纳社会抚养费一事尚无定论,但有此前国家计生委对此问题的解释可资借鉴。2010年3月15日,国家计生委《对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关于中国内地居民不符合规定在境外生育问题请示的复函》明确表示,夫妻双方均为我国内地居民,在国外、境外生育的子女回我国内地居住,办理了入户手续或两年内累计居留满18个月的,在适用各地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规定时,应当计算该子女数。在某些地区,社会抚养费这张“大网”还越收越紧。比如,安徽、贵州等省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从生育后提前到怀孕阶段来“预征”,违法怀孕后逾期未终止妊娠的,预征社会抚养费。而上海规定,生育第一个子女不符合规定的,也要按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征收社会抚养费。难以坚守的“收支两条线”尽管没有准确的数字,但社会抚养费征收总额巨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社会抚养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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